谭卓：在自己的星球里不停自转

演员谭卓近照。

静默的人群忽然动起来，谭卓出现了。

北京UCCA Lab门前，她一袭橙红色长裙，专注地为自己戴上耳麦。

【资料图】

多数人知道她是演员，而此刻，谭卓的身份是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（下文简称“北影节”）艺术创新单元发起人。

艺术创新单元的功用，是通过引进国际艺术大师的佳作，以展览、论坛、人才发展计划等形式，激活电影产业，同时进行艺术推广。

艺术创新单元开幕当日，谭卓迎接了一批又一批来宾，与策展人沈奇岚搭档进行“幻想的诗学”大师影像展的导览。

谭卓语速很快，但参展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关键信息无一遗漏；

她的步履快，但还是做到了及时提醒来宾注意脚下；

她的反应也很快，在一个转角，她第一时间弯腰捡起一片纸屑，并不忘为布展收尾工作尚未完成致歉。

这是谭卓跟伙伴们用“加速度”筹备的一个项目。

前期，她每天睡3—5小时，“大部分是3个小时，比较幸福的时候可能有两天能睡5个小时”，后期则有很多天只睡了1小时。

对谭卓本就时常过度疲劳的心脏而言，这样的工作强度是不小的挑战，但她始终坚持在场。

闭展前一天，她身着素衣，头顶蓝帽，挎着展览的周边环保袋，再次现身UCCA Lab。

她自然而鲜活地笑着，以脂粉未施的面庞融入人群。

一名女战士

“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在健康方面做这么大的牺牲呢？”

“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，其实它是两回事。”

谭卓眼中的人与环境都处在变化当中，绝大多数人很难用一个“唯一且统一”的标准度过整个人生。

“一些特殊情况”是不可避免的。

艺术创新单元与“幻想的诗学”就是这样的特殊情况，“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，我在这时间里必须要完成”。

这时候，健康之于她不再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。

“这事到你身上也是，说今天一共给你2个小时写稿和让对方确认，然后就得下厂了，那你无论如何要把这事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吧？那你说，你怎么保持这个精力跟热情？”

假如某个“讨论”或“话题”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内，那么谭卓会营造一个适用于提问者的场景，然后将问题抛还回去。

当你发现她很了解这个场景，一种爽朗的共情便油然而生。

爽朗是谭卓的性情底色，这个土生土长的长春人不苟言笑时偶尔显得凌厉，可一旦开始讲话，她顿时换了气场，犹如阳光烘熟的山杏，甘脆而明艳。

不过，这样的她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。

很多时候，她处在演员和角色的状态里，少则20多天，多则三四个月。

今年2月底，谭卓正在剧组拍戏。

某天收工，她和往常一样打开手机查看，一条北影节的邀约就这么跳了出来，像拆惊喜礼盒似的。

影视和艺术两界的人都知道，谭卓对待表演和艺术特别认真。

其中一方想向另一方跨界时，她绝对是最顺理成章的人选之一。

而且，她也不是那种盲目配合的合作方，何时接到提议，她的大脑就从何时开始高速运转。

经过沟通，谭卓和团队弄清楚了北影节的真正诉求。

仅由她创作一件装置艺术作品的方案被更换了，他们共同决定，开辟一个融合当代艺术与大众电影的全新艺术创新单元。

今年，谭卓搞了一次艺术展，无论对内还是对外，她与伙伴们的合作都很顺畅。

“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北影节组委会始终认为，电影节不应该是简单的电影放映，或者是业内交流。因为电影是综合了多种艺术形式的集大成者，在电影节上，应该给更多不同的艺术家空间，为更多的观众和影迷群体提供更多品类的艺术享受。”

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执行副主任，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国际电影节运行中心主任，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总经理崔岩如是说。

由于筹备时间出奇地少，身为发起人的谭卓压根没时间胡思乱想，一条明确的指令主导着她的行动：你到那时候必须做完，所以必须想一切办法去实现。

谭卓着手制订了一个清晰、详尽的计划，“大家相互配合，各司其职，有哪些可以同步进行，哪些是谁完成了，下一步才可以做什么事情，否则就没办法如期完成”。

尽管她觉得做计划没有那么难——“可能很多人都能完成，就是一个正常思维的事情”——但是，在实行她这个计划的过程中，艺术界的朋友们还是感到了不小的难度。

其中一位朋友是UCCA集团艺术总监、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尤洋，他的团队为“幻想的诗学”提供了包括场地在内的诸多支持。

尤洋熟知谭卓对文化艺术的兴趣，也敬佩她作为艺术家与策展人的成绩。

但这样的合作还是头一回。他从中发现，谭卓不仅对艺术非常了解，还有“非常强的统筹和落地，以及催大家干活的能力”。

在与谭卓同在的几个微信工作群里，尤洋经常看到谭卓凌晨两三点“挨个催所有人干活”，像一个“永不停歇的有机体”，串联起所有的信息。

“幻想的诗学”主题由沈奇岚制定，她表示：“我们这一阵子一直在讨论人工智能、科技这些很重要的命题，大家会觉得我们是否会被人工智能代替，最后会回到一个问题：人类到底是什么？因为人是可以幻想的，我是可以写诗歌的，这是两个至今人工智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，而电影就是人类幻想能力的本质的体现。在电影和当代艺术中，我们接触到的是同样一种可能性，并通过幻想接触到一些真实。”

谭卓希望本次展览可以给大家以启迪：“比如同样是用影像创作，艺术家是用怎样多维的视角去看待世界，如何用多元的方式来进行呈现？”

在艺术创新单元这个新世界里，“一种新的能量，以及一种新的性情”冲击着沈奇岚。

她见证了谭卓如何“女战士”般地亲力亲为、不眠不休，因而不止一次表达“真的很佩服”。

沈奇岚视谭卓为“一颗有自己的转速的小小星球”，自己仿佛被她卷入了一个“转速极其快”的宇宙。

虽然适应起来需要时日，但这对沈奇岚而言是一种“很奇妙的感受”。

每当一起探讨什么是“新”时，谭卓身上那种“把不确定性做出来的决心和能力”都会打动她。

“所以我一直觉得她很勇猛。”沈奇岚说，“我觉得遇到了这种勇猛的精神，你就跟着卷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。”

谭卓始终没有问过沈奇岚，这里的“勇猛”是什么。

采访时再次听到这个词，谭卓眼前首先浮现的是沈奇岚戴着粉色透明磨砂镜框的近视眼镜、拿着粉色手机壳的海派甜美女子形象。

对于两人合作是不是有种“上海女孩被东北大汉撞到”的感觉这一问题，谭卓笑着否定了这个猜想。

她说：“沈老师也有个别高声表达的时候，但大部分时候是那种温温糯糯的。”

温柔的沈奇岚言之有物、学识渊博，谭卓从不怀疑这一点。

谭卓也清楚地知道，沈奇岚从事艺术行业多年，有自己一贯的工作方式，这次的一些超常规情形使她猝不及防，就像动画片冷不防被倍速播放了，“那个摇摇球就‘嗖嗖嗖’使劲疯狂地摇”。

谭卓想，也许沈奇岚觉得自己就是摇摇球旁边的人，脸都因倍速而变形了。“所以我后来跟她说，受惊吓的沈老师过了一段加速的人生。”

一个好伙伴

受邀参展的艺术家们也在感受谭卓的速度。

他们包括安东尼·蒙塔达斯、梁绍基、劳尔·马克斯、施拉泽·赫什阿里、宋冬、乌雷、杨福东。

谭卓发送的“老师来不及了”“你看我制作要多长时间”等信息，前赴后继地抵达艺术家们的手机；专门的对接人也会在微信工作群里发出事关布展的问询。

一开始，艺术家们按照自己的步调来配合。

出于工作礼仪，谭卓无法越俎代庖把对接人的活揽过去，只能自己干着急。

所幸事态发展令她舒了一口气，当艺术家们终于理解了项目的紧急之处，他们就开始用“完全超越了自己过去的心理防线”的速度展开工作了。

艺术家宋冬在大大小小、国内国外的不同空间里办过展览，而“幻想的诗学”无疑是特殊的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当邀请人是谭卓，“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殊性”，“我觉得能够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，有点不太一样”。

宋冬认为，在手机时代，人人都是摄影师，都是影像艺术的创作者。

大到电影银幕，小到手机屏幕，都寄托了“我们对整个世界、对人生各种各样的感悟”。

谭卓的邀请犹如一记神掌，把这些脉络全打通了。

项目启动时宋冬还在国外，有时他会在北京时间凌晨三四点给谭卓发微信，想着她明早睡醒再看就好。

没想到，他刚发完一段话，还在慢慢地打下一段的时候，谭卓竟已作出了答复。

他想，谭卓在多项工作中切换自如，快速进入、快速抽离的本领，也许是从事演员职业练就的吧。

这使她能够游刃有余地行走在不同的领地里。

谭卓赞同他的看法：“这次能在这么短时间里做成这样的事情，我是非常受益于并感恩于电影行业的工作给我的学习、累积跟帮助的，因为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工作速度，我就把它送到了艺术圈，然后才有了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呈现。”

表演作为一种创作，锻炼了谭卓在生活中多积累、多思考的能力，提高了她解决问题、克服困难的效率。

目前看来，这是一个“挺好的创作状态”。

不过，宋冬的话还有一半没说——谭卓在每件事里都是绝对专注的，“拍戏的时候需要我非常高质量地全情投入到里面，不想其他的，我觉得这样效率才会更高，如果你一直都是串联的，其实每件事情都可能做不好”。

谭卓自称“完美主义者”，假如“完美主义害死人”这句话是对的，那她不光害了自己，还折磨了大家。

而“人以群分”这句话似乎就是对的，因为她身边有很多“奇怪”的朋友，别人可能觉得偏执，但他们都能彼此理解。

“我觉得恰恰有了这样的标准跟偏执，才能成为今天厉害的人。其实我在这过程中之所以没有觉得这些是困境，是因为我和整个团队一直都很欣赏这种标准。”

2023年，艺术展现场，谭卓亲力亲为布置展品。

谭卓说，也许正因为他们彼此欣赏、互相体谅，才把压力都转化成了动力。

无论对内还是对外，谭卓和伙伴们的配合都很顺畅。

她说自己既是一个学生——不断跟大家偷师，也是一个手艺人——把每一位珍珠似的伙伴串起来，形成一条美丽的项链。

邀请明星推荐官的时候，她也是如此。

胡歌、黄渤、仁科、王昱珩（水哥）、肖央都是谭卓的老朋友，他们负责推荐的艺术家都是她基于自己对双方的了解而确定的。

谭卓眼中的艺术家安东尼·蒙塔达斯是一个“特别有范儿”“很帅、很酷”的老爷爷，虽然已经是录像界的元老级人物，但他的作品始终充满童真，富有浪漫的韵味。

“胡歌也是有点这种感觉，他也有那种童心，既有他单纯的一面，也有复杂的感知性。他自己也是很有思考，同时你从他的外在能看出来，他是一个经过思考，然后去选择的人。”

所以谭卓请胡歌推荐蒙塔达斯。

施拉泽·赫什阿里是本次展览中唯一的女性艺术家，“但是她非常有爆发力、很有劲儿，还是英国的一位国宝级女艺术家”。

而谭卓从交流中得知，黄渤这两年的一些设计类作品也蕴含女性主义意味。

“那我觉得他们结合起来有一个反差，一个男艺术家在做表达女性的作品，一个女艺术家充满了更大的爆发力、张力，所以请他推荐施拉泽。”

在仁科身上，谭卓看到一种与生俱来的哲思及后天对精神高贵的追求，因此请他推荐艺术家乌雷。

仁科素来喜欢艺术家玛丽娜·阿布拉莫维奇，而这次的展品恰巧包括她跟乌雷合作的《情人·长城》。

仁科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《通俗小说》里提到过乌雷，觉得这次合作是一个奇妙的机缘。

仁科告诉谭卓：“谢谢你，通过这个机会可以让我更了解乌雷，我了解完就真的更喜欢他了。”

鉴于王昱珩在美术方面的基础，谭卓请他推荐宋冬，“无论是专业背景、学习，还是在这条路上思考、关注的，大家才可以形成交流，知道这个表达的是怎么回事，能欣赏到，能看到，能提出问题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梁绍基开始以蚕为媒介进行艺术创作，谭卓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珍贵的谦逊与坚持，“在这样的时代，还有一个这样的人，简居在一个远离喧嚣的地方，把毕生的精力、热情、生命都投入在艺术当中，这是让我觉得很震撼的事情”。

谭卓在好友肖央身上感受到了相似的深度，而且肖央也有美术的专业背景，所以谭卓请他来推荐梁绍基。

在通过北影节认识的新朋友刘雨昕身上，谭卓捕捉到一股“新时代icon”的年轻活力，这股活力跟近年颇具热度和话题度的数字当代艺术不谋而合，所以她请刘雨昕推荐该领域“大神级的存在”——艺术家劳尔·马克斯。

至于谭卓本人，当然是推荐艺术家杨福东了，“因为在这里面我跟杨福东是最熟悉的，我们光合作就已经有七八年的程度了，也是老朋友，非常亲近的关系”。

给诸位推荐官布置自录视频“作业”时，谭卓说：“你们完全自由，我恰恰不要一个标准，只要是你想做的，什么样都可以。”

一位实干家

谭卓对可能性与自由的向往，也体现在展览最后的留言墙上，它替代了常规的结语，由所有观众一同书写。

他们不仅留下了各国语言的文字，也有几幅简笔画。视线穿梭其间，谭卓也收获了一个“big surprise”——德国著名导演多纳斯马尔克给他们留言了。

“因为有这样的人，他来了，他能看到，他能看懂，然后他表达的恰恰是我们做这件事的诉求。我为什么没有选其他当代艺术，而是选择影像？因为我们的媒介都是影像，我希望大家从中得到启发，打破‘当代艺术是当代艺术，电影是电影’这种局限的认知。”

谭卓认为，屏障必须从你自己这里消弭，进而从方方面面获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。

当你真正看到一件事物好在哪里，并明白它的意义，才能真正懂得它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，以及我们该怎么办。

艺术创新单元让谭卓与公众无限接近，她不觉得这样有何不便，因为其一，“自媒体时代里明星不太可能存在神秘感了”；

其二，“我要做这个事儿，这个神秘感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会选择我认为适合出现的场合”。

谭卓在这些场合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来宾，有艺术从业者和爱好者，有她的影迷，有游客，有不同专业的学生，也有小朋友。

他们从未锁定目标受众，更不会设立观众的筛选标准，而是希望所有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人，以及所有想参与的人都能前来。

“是否担心你个人的更广泛的知名度，会影响展览的一些呈现？”“为什么我就会影响展览的呈现呢？”谭卓很纳闷。

如果所谓明星光环能吸引更多人前来，那她可太希望看到了，“那不是个好事情吗？这也是我请明星推荐官的原因啊，要把这个很小众的事儿带到大众的视野里去”。

过去，谭卓将自己的表达、思考投射在作品和所参与的艺术活动中。

2020年，她的首个公开展出艺术装置《无限可能的Baguette》亮相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；

2021年，她的空间影像装置《下午茶》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及上海展览中心展出；

2023年，她的全新装置作品《启示录》受邀在北京双年展展出。

到今年4月，艺术创新单元为谭卓搭起更大、更合适的分享自己艺术理念的平台，她便不再像几年前那样，在采访中对艺术话题点到为止，而是密集而热烈地参与到各种对话中去。

她希望借助大家的灵感与力量，在电影节中引入多种艺术形态，营造一个包容开放的艺术欣赏和交流氛围，并倡导业内和大众打破固有审美观念、拓宽欣赏边界、拓展思考维度，从而激发更加多元的创造力。

艺术创新单元闭幕、“幻想的诗学”闭展后，谭卓说“但事情并没有（结束）”，因为艺术创新单元是年复一年的项目，这一点跟表演很不一样。

不过，在艺术工作者和演艺工作者两重身份之间，她不需要“切换”的动作。

“比如，你在采访的时候和做你父母的女儿的时候、平常在单位上班的时候，你需要想一下、调整一下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吗？你会觉得这都是自然的。”

所以谭卓没想过自己在两项事业中的状态有何不同，这些问题之于她意义不大，“对我来说做事情都是看有没有兴趣做、怎么去把它做好”。

从小到大，谭卓跟艺术的关系就像一个小男孩认识一个小女孩很久，“她只是在你身边，你长大了突然发现，原来这么多年我就是喜欢她”。

谭卓决定和自己的“女孩”——艺术——在一起，转眼就过了十几年。

谭卓在艺术方面的积累都是在工作之余完成的，“我工作时都是投入在工作本身当中，而看展览、跟朋友交流，都是生活当中发生的事”。

未来，我们有可能在她的影视作品中找到这些积累，其中一些已经加入了之后的计划，但具体是什么，目前仍需保密。

其他的将在何时何地、以什么形式呈现，她也不确定，暂且将决定权交给时间。

不确定的事情，谭卓不会多说；而确定的，她从不避讳或过谦。

就好比“艺术家”这个称谓，她从没想过“家”是不是把这个群体高尚化了，本质上，它和“艺术工作者”是一样的，“我在做这个事嘛，那就可以（这么称呼我）”。

否则，难道要在她的装置作品概览里写“演员”吗？不至于。

“它代表你在做这个事，而不是说我为了什么，譬如为了要前面的一个名称、一个头衔，我才做这些事。”

艺术家的工作性质决定谭卓必须亲力亲为，从作品的创作，到制作厂商和其他合作方的敲定，以及整体的时间把控，“这些事是别人无法替代我的”。

她必须清楚一切，并参与到全部环节的沟通当中。

久而久之，对于一件艺术品的诞生过程，或一场展览从前期策划到最终落地的始末，谭卓都称得上“行家里手”了。

但是，很多合作方并不知道她是谁，比如，一些外面的工厂 。

“我不需要跟他们说我是谁。”谭卓说，“越少知道越好。”